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

　　虽然在后世或许是因为什么“载妓随波任去留”又或者是“功名富贵若长在，汉水亦应西北流”消极观点的原因，这首诗未被选入课本之中，名气也不如将近酒之类的名篇，但也是李白三四十岁的大成之作，它相对中规中矩，但磅礴流畅，犹如大江之来，一气呵成，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感情，豁达的心态，睥睨天下的磅礴气势，读过此诗，让人久久沉静在作者营造的恢弘之境中。
　　林花扫更落，径草踏还生。
文学赏析
　　这首诗语言上通俗浅近，平易自然，通读全诗，没有一难解字句，质朴之至，仿佛从诗人心中自然流出，毫无半点雕琢痕迹，令你不能不佩服诗人的艺术之高超。这是就全篇来说的，若就其佳句来说，真如行山阴道上，令人应接不暇。“窗竹影摇书案上，野泉声人砚池中”，写景诗句诗情画意，情景交融，却又自然晓畅。同时，这首诗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体现的是杜荀鹤的一个显著艺术特征。杜荀鹤是唐末时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，他诗学杜甫、白居易，以揭露弊政，反映民生疾苦为宗旨，注重弘扬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。
　　诗的感情深挚，语言又简炼，几乎每句话都表现出一个方面的内容。诗人和刘禹锡遭遇相同，政治上的志同道合，诗文上的互为知音，两人情深意长。而今刘氏去世，一去不返，的确令人悲痛。诗的结尾说：“贤豪虽没精灵在，应共微之地下游”，悲壮之中饱含着无限的忧伤和怀念。
　　颈联承接上句，依照时间发展续写诗人的所见所想：“日落狐狸眠冢上，夜归儿女笑灯前。”出句当然是虚景，哪里会有这么巧让诗人碰到狐狸在冢穴里面睡觉呢！不过是说，一天的祭扫结束了，日薄西山，人人各自归家，但“我”知道，只有一种动物是不会离开的，那便是狐狸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虽然“我”没有看见，但“我”竟连“狐死必首丘”的道理也不懂吗？你们这些人，祭扫之时哭哭啼啼，平日里哪里见到你们有丝毫的伤心难过？狐狸却不同，它们始终对同伴、对“家庭”忠诚无二，即使死了，也要将头对准丘穴的方向！真是“狐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”啊！这一层强烈的反差不经仔细的推敲是得不到的。可是哪里知道反差更强烈的还在后头：晚上回到家来，看到孩子们在灯前玩闹嬉戏，他们怎么会知道“我”的心酸，怎么会知道生离死别的痛苦？这于我们来说，又是一个极大的冲击。可是还不止如此，我们再挖掘下去就发现：这些孩子都还那样弱小，是那么天真无邪，可是终归要长大，终归要衰老，终归也要死去，这是天命所在，是多么得令人遗憾，令人神伤。你看，这里正好与首联我们提到的诗人厌倦死亡的思想相照应了。是不是吃了一惊，短短十四个字，居然内涵多至如斯境地，且皆为感人心魄，发人深省之语。
桂花树与月亮
　　接着，场景向前推进，展现出山顶上那座雄伟壮观的行宫。平日紧闭的宫门忽然一道接着一道缓缓地打开了。接下来，又是两个特写镜头：宫外，一名专使骑着驿马风驰电掣般疾奔而来，身后扬起一团团红尘；宫内，妃子嫣然而笑了。几个镜头貌似互不相关，却都包蕴着诗人精心安排的悬念：“千门”因何而开？“一骑”为何而来？“妃子”又因何而笑？诗人故意不忙说出，直至紧张而神秘的气氛憋得读者非想知道不可时，才含蓄委婉地揭示谜底：“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“荔枝”两字，透出事情的原委。《新唐书·杨贵妃传》：“妃嗜荔枝，必欲生致之，乃置骑传送，走数千里，味未变(bian)，已至京师。”明于此，那么前面的悬念顿然而释，那几个镜头便自然而然地联成一体了。
　　第二部分（第2段至篇末），具体写童年观察景物的奇趣。
　　这首诗，是反映张义潮收复凉州、吐蕃内乱史实的唯一的一篇作品。
　　接着“赤焰烧虏云，炎氛蒸塞空”二句继续写火焰山的威势。“虏云”、“塞空”，既表示其空间的高远，又象征着异族活动的天地。而那火焰山的烈焰，却能燃烧那远天的云朵，灼烫的气浪蒸热了广漠的塞空。将火焰山置于广阔的塞空虏云之间，以烘托其热力威猛之势，联想合理，夸张恰到好处，炼字精当，意韵喻长。尤其是一个“烧”字，将火山烈焰指向虏云；一个“蒸”字，使火焰山热气威及远塞，由低向高，由近及远，顺着火焰山热力的漫延，形象地刻划出火焰山名不虚传的威势。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夸张，并非不着边际地虚叹，而是基于生活的真实和诗人志向的高远。在这里，诗人没有拘泥于火焰山近景红岩焦土的精雕细刻，而是从远处的“赤焰”和“炎氛”，“虏云”和“塞空”着眼，以山比军、以热喻威，使诗歌饱含深广的意境。
　　五、六句紧接上面两句的意思。诗人辗转反侧，彻夜无眠，深深为世无知音、英雄无主的忧愤愁思所缠绕折磨，似乎九曲回肠都要拉成直的了。诗人痛苦地思索着，思索着，在衰灯明灭之中，仿佛看到赏识他的知音就在眼前，在洒窗冷雨的淅沥声中，一位古代诗人的“香魂”前来吊问他这个“书客”来了。这两句，诗人的心情极其沉痛，用笔又极其诡谲多姿。习惯上以“肠回”、“肠断”表示悲痛欲绝的感情，李贺却自铸新词，采用“肠直”的说法，愁思萦绕心头，把纡曲百结的心肠牵直，形象地写出了诗人愁思的深重、强烈，可见他用语的新奇。凭吊这种事情，一般只是生者对死者做，他却反过来说鬼魂前来凭吊他这个不幸的生者，更是石破天惊的诗中奇笔。
　　再次，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，如前所述，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。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“从邪陷厥父”。这里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。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，康公如果改变父命，这无疑是正确之举。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，就诗歌本身来说，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，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，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，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。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。
　　这是韩偓晚年寓居南安之作，与《安贫》表现同一索寞情怀，而写法上大不相同。《安贫》直抒胸臆，感慨万端；此篇则融情入景，兴寄深微。
　　文章劈起就引汉高祖田横、韩信事，以「死」字领起全篇，与其如韩信拱手待毙，尚不如田横全节自刭。这里的全节指扶助汉天子，以正名声，其实表示了君子不怕死，还有(huan you)何死可畏，敢于决一雌雄的强硬态度。这个论断斩钉截铁，气势压人，打了曹操的一切妄想，彷佛突兀高山敌挡万乘(wan cheng)来犯。这一段叙中有论，以论为驳。为全文蓄势，为下文驳论伏笔。

　　据史传记载，陈师道早年受业于曾巩，得到器重。宋神宗元丰四年（1081年），曾巩推荐他作为自己的助手参与修史，但朝廷以他是未做官的“白衣”而拒绝了。元丰六年（1083年），曾巩去世。此时，诗人虽先后又结识了苏轼、张耒等人，但生活一直无着，甚至贫穷得无力养家，妻子和三儿一女只得随他的岳父郭概去了四川，而他只得孤苦零丁，独自一人生活。陈师道一生清贫，有时经日断炊，直至宋哲宗元祐元年（1087年），才由苏轼荐任徐州教授。